以下信件抄錄自《契訶夫論文學》，汝龍翻譯，頁152-4。
寫給阿‧謝‧蘇沃林
1889年1月7日，在莫斯科
……我會帶著很大的快意在文學協會念一篇論文，講一講我怎樣起意寫《伊凡諾夫》的。我會當眾坦白地說出我心裡的話。我懷著一個大膽的夢想：把這以前人們寫過的有關灰心和愁悶的人們的所有作品做一個總結，用我的《伊凡諾夫》為那些作品做一個結束。我覺得所有的小說家和劇作家都感到一種要求，想寫那些灰心的人，可是他們都憑著直覺在寫，在這方面並沒有明確的形象和看法。我在構思方面是差不多擊中要害的，可是在描寫方面簡直差得太遠了。我本來應當等一個時期再寫才對！我暗自慶幸兩三年前總算沒有聽格利果羅維奇的話寫長篇小說！我想像假如我當時聽了他的話，我會毀掉多少好東西啊。他說：「才能和朝氣能征服一切。」才能和朝氣能毀掉許多東西──這樣說才確切些。除了豐富的素材和才能以外，還需要些別的同樣重要的東西。需要成熟，這是一；第二，個人自由的感覺也是不能缺少的，這感覺不久以前才在我心裡燃起來。以往我沒有這種感覺，順利地代替這種感覺的卻是我的輕浮、粗心大意、對工作的不尊重。
張大春《小說稗類》引用了契訶夫的句子，深具啟發性。在此以《契訶夫論文學》一書作為依據，考證這些引用的出處：
一
早在契訶夫二十八歲的時候所寫的《燈火》結尾處便曾強調：「世事一無可知。」在他的一封信裡，也清楚地表示：「藝術家不應當自己作品的裁判官，應該作個公平的證人。」「寫東西的人──尤其是藝術家；應該像蘇格拉底和伏爾泰所說的那樣，老老實實地表明：世事一無可知。」（《小說稗類》：76）
以上引用的出處，如下：
1888年5月30日，在蘇梅，寫給阿‧謝‧蘇沃林
……我覺得不該由小說家來解決像上帝、悲觀主義等問題。小說家的任務只在於描寫怎樣的人，在怎樣的情形下，怎樣說到或者想到上帝或者悲觀主義。藝術家不應當作自己的人物和他們所說的話的審判官，而只應當作他們的不偏不倚的見證人。我聽見兩個俄羅斯人針對悲觀主義說了許多雜亂的、什麼也沒有解決的話，那我就應當把這些話按照我原來聽見的那種樣子轉達給讀者，讓陪審員，也就是讀者來評價它。我的任務只在於我得有才能，那就是我得善於把重要的供詞跟不重要的供詞分開，善於把人物寫活，用他們的語言來說話。謝格洛夫─別昂捷夫怪我不該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這篇小說：「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！」依他看來，藝術家兼心理學家應當把事情弄得明白，他正是在這一點上才稱得起是心理學家。可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。寫文章的人，特別是藝術家，現在總該承認：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，就跟以前蘇格拉底這樣承認過，伏爾泰也這樣承認過一樣。群眾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理解；他們越愚蠢，他們的眼光倒好像越廣闊。如果群眾所相信的藝術家敢於聲明他雖然看見了種種事情，卻什麼也不明白，那麼單是這個聲明就是思想領域裡的巨大認識，向前跨出了一大步。（《契訶夫論文學》：94-5）
「哲學星期五@慕尼黑」的節目〈醫學與哲學──談希波克拉底學派的前世今生〉，黃哲翰主講
收看完影片，再讀以下筆記與心得，較能會意。
筆記
l 古希臘轉向民主化，以及百工發達，轉向技術化。為了證明某一項技術的合法性，必須追求掌握其logos。
l 技術的本質：發現logos
要怎樣能成為一門「實實在在的技術」？
→能區分「正確」與「錯誤」
→有一定的規律，能劃定「界線」（definitio）
→把界線統整概括起來
→具特定結構、形成規律的模型（Muster/Schema/pattern）
→logos：「原因」、結構原理
→可視覺化，但卻不是靠感官經驗可掌握的（eidos/idea）
→logos是否為「可分離的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