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大春《小說稗類》引用了契訶夫的句子，深具啟發性。在此以《契訶夫論文學》一書作為依據，考證這些引用的出處：
一
早在契訶夫二十八歲的時候所寫的《燈火》結尾處便曾強調：「世事一無可知。」在他的一封信裡，也清楚地表示：「藝術家不應當自己作品的裁判官，應該作個公平的證人。」「寫東西的人──尤其是藝術家；應該像蘇格拉底和伏爾泰所說的那樣，老老實實地表明：世事一無可知。」（《小說稗類》：76）
以上引用的出處，如下：
1888年5月30日，在蘇梅，寫給阿‧謝‧蘇沃林
……我覺得不該由小說家來解決像上帝、悲觀主義等問題。小說家的任務只在於描寫怎樣的人，在怎樣的情形下，怎樣說到或者想到上帝或者悲觀主義。藝術家不應當作自己的人物和他們所說的話的審判官，而只應當作他們的不偏不倚的見證人。我聽見兩個俄羅斯人針對悲觀主義說了許多雜亂的、什麼也沒有解決的話，那我就應當把這些話按照我原來聽見的那種樣子轉達給讀者，讓陪審員，也就是讀者來評價它。我的任務只在於我得有才能，那就是我得善於把重要的供詞跟不重要的供詞分開，善於把人物寫活，用他們的語言來說話。謝格洛夫─別昂捷夫怪我不該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這篇小說：「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！」依他看來，藝術家兼心理學家應當把事情弄得明白，他正是在這一點上才稱得起是心理學家。可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。寫文章的人，特別是藝術家，現在總該承認：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，就跟以前蘇格拉底這樣承認過，伏爾泰也這樣承認過一樣。群眾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理解；他們越愚蠢，他們的眼光倒好像越廣闊。如果群眾所相信的藝術家敢於聲明他雖然看見了種種事情，卻什麼也不明白，那麼單是這個聲明就是思想領域裡的巨大認識，向前跨出了一大步。（《契訶夫論文學》：94-5）
二
在宣布「我再也不要作托爾斯泰主義者」、「不再為托爾斯泰的道德律所動」的同一篇文章裡，契訶夫如此寫道：
在女人中，我所愛的當然是美；在人類社會中，我所愛的是絨毯、附有彈簧的馬車和敏銳思考所表現出來的文化。理智與事實告訴我：電流與蒸氣比貞潔和吃素含有更多的人性與愛。
以上引用的出處，如下：
1894年3月27日，在雅爾塔，寫給阿‧謝‧蘇沃林
……托爾斯泰的教義不再能感動我了，在我的靈魂深處我對它抱著反感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。我的身上流著農民的血，因此農民的美德不會使我驚奇。我從小就相信進化，因為在我挨打的時代和我不挨打的時代中間的差別是極大的。我喜愛聰明人，忠實、客氣、機智。講到人們挑開雞眼，他們的包腳布冒出令人窒息的臭氣，我是毫不介意的，就跟我看見小姐們早晨戴著髮捲紙走來走去也不介意一樣。不過以前托爾斯泰的哲學強烈地感動過我，有六七年的工夫佔據了我的心，影響我的倒不是這哲學的基本原理，那些原理我以前就已經熟悉了，而是托爾斯泰的表達方式、他那種細緻周密，另外大概還得算上他那種獨特的催眠力量。然而現在我的心裡卻有一種東西提出抗議。深思熟慮和正義告訴我：對人類的愛，在電力和蒸汽中比在戒絕性交和戒絕肉食中多。戰爭是罪惡，法院是罪惡，不過卻不能因為得出結論說我應該穿樹皮鞋，應該跟長工和他妻子一塊兒睡在爐台上，等等，等等。可是問題不在這裡，不在「擁護什麼和反對什麼」，而在於對我來說，不知怎麼，托爾斯泰已經消滅了，他不在我的靈魂裡了，可是他在離開我的時候對我說：瞧，我一走，您的房子就空了。我就此變得空空如也。種種理論都使我厭倦，我讀瑪克斯‧諾爾道這樣的空談家的著作的時候簡直要嘔。發燒的病人不餓，可是想吃點什麼，他們就這樣來表達他們的不明確的願望：「我想吃點什麼酸的。」同樣，我也想吃點什麼酸的。而且這不是偶然現象，因為我發覺四周的人好像都有這種心理。彷彿以前大家都在熱戀中，現在不再熱戀，要找個新的使人入迷的東西似的。看起來俄羅斯人像是很可能再經歷一回對自然科學的熱衷，唯物主義運動會再一次變成時新的東西。目前，自然科學正在作出奇蹟，它會像瑪瑪依似的走進群眾中去，用它的巨大和宏偉來征服群眾。……（《契訶夫論文學》：249-250）
參考書目
張大春。《小說稗類》。台北：網路與書。2004年11月。
契訶夫（Chekhov, Anton
Pavlovich）著，汝龍翻譯。《契訶夫論文學》。北京：東方出版社。2021年11月。
